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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仙山（天台）

唐诗之路是近年来热议的学术话题，而浙东唐诗之路又是诸多唐诗之路中提出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条，被傅璇琮先生誉为“可与河西丝绸之路并列，同为有唐一代极具人文景观特色、深含历史开创意义的区域文化”。浙东唐诗之路得以形成，浙东的自然禀赋是基础，经济条件是支撑，文化积淀是核心，其中文化巨擘在浙东的思想创新、文化创造、文学创作则是关键。王羲之、谢灵运、智者大师等大批先唐俊彦在浙东的文化活动及其创造，为唐代众多诗人造访浙东发挥了先导作用，而初盛唐时期三朝帝师司马承祯长隐天台，为浙东唐诗之路的最终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

上清宗师：修道文人群体的标志人物

司马承祯是初盛唐之际主要宗教（道教）主要流派（上清派）的主要代表。道教思想方面，著《坐忘论》成为宋元道教内丹学的理论先导，并给宋明理学以一定影响。道教炼养方面，著《服气精义论》，给后世道教以极大影响。道教地理方面，著《天地宫府图》，成为道教文化地理的基本范式。司马承祯以渊深的道教造诣，声名远播，先后被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共五次征至京师，乃名动朝野的一代宗师。

司马承祯作为道教宗师，还开出了上清派南岳天台系这一重要支系。其弟子薛季昌、再传弟子田虚应一脉，多居住于南岳、天台山，或在南岳、天台山受道，被后世称为上清派南岳天台系。该系道徒众多，涌现了如徐灵府、杜光庭等修道于天台的高道，极大地扩大了天台山的影响力，为天台山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主要目的地奠定了基础。

司马承祯博学多才，诗、文皆工，篆、隶俱妙，擅长绘画，精通音乐，乃名副其实的文化名流。司马承祯的道教宗师、文化名流身份使其成为修道文人群体的标志人物。《新唐书·陆余庆传》所载“方外十友”（陆余庆、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是初唐后期最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之一，成员大多结缘道流，其中多人还与司马承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司马承祯在群体中有核心影响。《益州名画录》所载“仙宗十友”（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高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司马承祯）是初唐后期至盛唐时期热衷于修仙问道的文人群体，其群体特质在修仙，而造诣最为精深者司马承祯则发挥着引领作用。司马承祯已成为文人圈中的道教思想辐射源，这为其后来隐居天台而文人追慕至天台形成浙东唐诗之路积累了声誉。

东入台岳：天台山成为主要栖居地

以天台山为名者，全国有20余座，其中最负盛名的应属浙江天台山。此山作为“上应台宿”的名山，因其偏而不僻的地理方位和“可以精思合作仙药”等方面的自然禀赋，汉魏以降逐渐变成“神仙之窟宅，罗汉之道场”，积淀了极为丰富的佛道底蕴，而道更胜于佛。黄帝、浮丘公、王子晋、魏华存等大仙降临天台山的神话传说，葛玄、顾欢、陶弘景、徐则、王轨等隐士高道纷至沓来的历史因缘，葛洪、孙绰等名士的礼赞歌颂，使得天台山积淀了深厚的道教底蕴，成为六朝以降最为知名的仙山之一。

司马承祯对天台山的仙山地位有真切体认，并最终“雅愜素尚”“东入台岳”。他曾撰文指出天台山“丹水济成神之域”“黄云霭不死之乡”，乃“养真之福境，成神之灵墟”，是王子晋“金庭宰职”之处，是“五岳是司，群神所奉；八洞交会，诸仙游集”之山；著《天地宫府图》，又将天台山的赤城山洞列为全国十大洞天的第六位。司马承祯在嵩山师从潘师正学道有成后，曾遍游名山寻找修真之所，最终选中天台山，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天台山乃六朝以降最为知名的仙山之一，司马承祯的太师祖陶弘景等高道都曾登临；二是天台山是天下仙山中远离政治中心但又偏而不僻、适于避乱隐居的绝佳之地，司马承祯的师叔王轨就曾于隋末动乱之际隐居此山。司马氏入天台山，先前可能居于灵墟，后来居于玉霄峰，景云二年（711年）后居于桐柏观。司马氏于天台山“住经二十八载，频奉敕诏，先生多不就”，可见其“逊远”于此山“修真”的心志和对此山的钟情。

纷入天台：诗人寻访浙东“乐彼长生道”

天台山的自然禀赋和道教积淀吸引了司马承祯前去隐修，而司马承祯的天台隐修又吸引了李白前去寻访。李白于开元十三年在江陵拜会司马承祯，次年李白即有越中之行、天台之游，天宝六载李白再次登上天台山寻仙问道。李白两登天台山，且有20余首诗歌或直接歌咏、或关涉天台山，相较其笔下的其他名山，天台山在李白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司马承祯与李白，一个是道教宗师兼修道文人群体的思想领袖，另一个是“上为王师，下为伯友”的翰林学士兼旷世诗仙，两人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承祯的桐柏栖居、李白的天台寻访，两人的浙东情缘，产生了巨大的名人效应，吸引众多的文人名士纷至沓来，寻访浙东，问道天台，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发挥了先导作用，为浙东唐诗之路主要目的地（天台山）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唐代有300余位诗人、1000余首诗篇，歌咏或涉及到天台的人、事、景、物、传说、典故，其中有百余位诗人登览过天台山，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慕名游览型，如孟浩然、杜甫、顾况、徐凝、李绅、李频、郑熏、李郢等景慕“南国天台山水奇”，于是“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二是学道求仙型，如柳泌、施肩吾、许浑、陈寡言、徐灵府、杜光庭等“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三是遁世隐居型，如寒山、拾得、曹唐等“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

唐代有如此众多的文人名士、诗坛巨擘钟情于天台山，或慕名游览，或学道求仙，或遁世隐居，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孟浩然所云“纷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张籍亦有类似的表白“选得天台山下住，一家全作学仙人”。简言之，天台山是求仙长生的佳地、避乱隐居的首选，正如葛洪所云，天台山是“正神在其山中”“可以精思合作仙药”又“可以避大兵大难”之处。

诗路成型：浙东唐诗之路中的“早晚向天台”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认可的“浙东唐诗之路”的内涵和外延，即竺岳兵先生界定的“剡溪唐诗之路”，指唐代剡溪（含浙东运河西段、曹娥江）沿线，涉及台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三州之地。浙东唐诗之路的主体是一条剡溪（含浙东运河西段、曹娥江）串起两处平野（镜湖、剡中盆地）、三大名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唐代文人名士进入这个区域，有壮游、宦游、隐游、避乱游、经济考察游和神游等多种类型，其关键词都是“游”，是安顿身心的方外之“游”，不是建功立业的世俗之“进”；有悠游山水的超逸之“乐”，无踥蹀奔竞的风尘之“累”。因此，浙东唐诗之路是一条悠游之路、清修之路、隐逸之路，这使其与奔竞仕途、关涉政坛的两京唐诗之路，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陇右唐诗之路等区别开来，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浙东唐诗之路沿线中，天台山至关重要。与同为浙东唐诗之路沿线的其他名山相比，天台山面积更大、范围更广、自然禀赋更优、佛道底蕴更厚，其在唐代的名声可能更响，最终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主要目的地。

概言之，天台山能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主要目的地，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是基础，佛道底蕴是关键，而佛道底蕴的增殖中，陈隋之际的智者大师上天台是佛教底蕴增殖的关键点，初盛唐之际的司马承祯上天台则是道教底蕴增殖的关键点。司马承祯“入天台”“栖天台”“咏天台”，与其交往的帝王大臣名士诗文“涉天台”，其开出的南岳天台系弟子“守天台”，受其影响的文人如李白等“游天台”“梦天台”，共同奏响一曲“扬天台”的交响乐，飘扬在风尘已倦、渴慕悠游的文人学士的耳畔，不断吸引他们“上天台”，为天台山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主要目的地，发挥了智者大师上天台之后的又一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