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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相继推出《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后，历史学家李开元的新书《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今年再次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六年间，由六个历史人物领衔书名，李开元的历史叙事“三部曲”由此告一段落。

“三部曲”从公元前256年，刘邦出生于楚国沛县开始，结束于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病故长安。时间的跨度，整整一百年。百年历史，风云突变。华夏大地，经历了战国、帝国和后战国三个时代。然而细读“三部曲”的内容，则不难发现李开元所叙述的历史，集中在后战国时代。

后战国时代，起源于秦楚汉间。而所谓秦楚汉间，即司马迁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所截取的八年时间，始于秦末乱起的秦二世元年（前209），终于汉王朝建立之高帝五年（前202）。其时间虽然短暂，历史变动却非常剧烈，秦王朝在此期间崩溃，战国七国在此期间复活，项羽在此期间称霸天下，分封十九国。刘邦也在此期间战胜项羽，接受楚、韩、淮南、梁、衡山、赵、燕等七国国王的推举即皇帝位，建立了汉王朝。

在李开元看来，后战国时代是秦帝国崩溃后的历史断裂与历史转型——楚汉争霸，刘邦胜出，由此开启两汉四百年的历史。但在刘邦称帝的几年中，君臣矛盾升级，匈奴南下觊觎，吕氏专权跋扈，宗室蠢蠢欲动，直至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汉朝才从兴起逐渐走向兴盛。在史家眼中，这段时间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显现在秦末汉初的六十年间，更隐现在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的背后。

在“三部曲”的前两部《秦崩》《楚亡》中，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李开元融入了山川地理、战争实况、时代风貌等方方面面的描述和分析。史籍中某些一笔带过之处得到了详尽阐发，流畅的文字背后，是对文献、考古、历史地理、实地考察乃至合理推测、个人感悟等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曾有媒体报道中指出，如果除去民间“某朝那些事儿”式的通俗写作，在内地的史学界很难看到这样的“叙事史”，“它似乎不合于当前的学术规范和学科制度”。

对此，李开元在《汉兴》的“结语”《寻找文化家园》一文中做了回答。“2016年初，我从服务多年的大学退休，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伴随退休，我终于获得人生的自由。从此以后，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不再为机构效劳，不再看那些不想看的脸色，不再写那些不想写的报告，将余生留给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年六月，我将旧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增订完毕，交给三联出版。随后下定决心，推掉一切邀请，谢绝一切聘任，专心于《汉兴》的写作，不能让“终身之志”成红楼梦。”

1978年，四川成都人李开元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员五年。1986年底，他东渡日本留学，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秦汉史。近日，他在海外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电邮专访，以下以对话形式呈现。

对话

“‘三部曲’是基于史实的历史叙事，是可信的史书”

澎湃新闻：我们都知道你本人是很崇敬汉代史家司马迁的。这本《汉兴》从《史记》中有哪些借鉴，同时又有哪些创见与补足？

李开元：司马迁不但是中国的史学之父，也是东亚世界的史学之父。《史记》，不但是中国古典史学的峰巅，也是世界古典史学的峰巅。《史记》开创的史书体例：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创造，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我写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正是想要在以《史记》为表率的中国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世界史学的优秀经验，融会贯通，探索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形式。这种新的形式，能够弥补既有的历史表现形式的不足，将我对历史的认识，完美地表达出来。

前面已经说到，《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是古典史学的峰巅，极大地丰富和扩充了史书的表现空间，是我们永远敬仰和代代继承的宝贵财富。不过，同任何史书的体例一样，纪传体史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其中，本纪以帝王生平纪年，简略记载大事；列传详细记载各类人物事迹；专门事项，放在书中。从而，一件综合性的历史事件，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中，阅读的时候，必须彼此参见，读起来历史常常断裂不清，时间最容易错乱。

有鉴于此，我参照了编年体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史书，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参照了近现代中外各种史书的写法，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等，也大量参照各类文学作品，包括侦探小说的写法，自创一种新形式的史书书写形式，写成《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我将这种新形式的史书书写形式，命名为复活型历史叙事。

澎湃新闻：能否具体阐述下你的“复活型历史叙事”？

李开元：对于复活型历史叙事的特点，我有一个简明的公式表述：（文献＋文物＋考察）×（叙述＋联想＋感怀）＝复活型历史叙事。乘号之前的括号内容，讲的是史料。文献、文物和实地考察，是历史学的三种基本史料。史料的收集、鉴定和选择，是历史叙事的基础，体现史家求真的严谨。乘号之后的括号内容，讲的是表现方法。如实的叙述中，加上合理的联想和自身的感怀，体现了史家对于史真的鲜活追求，历史学之美，也由此体现。可以说说，没有（文献＋文物＋考察），叙事就是沙上之塔；没有（叙述＋联想＋感怀），叙事就是散乱砖瓦。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历史叙事就可以成为根基牢固的美丽建筑。

话到这里，就一个长久困扰的问题，我想做一个明确的回答。三部曲的写作，前后有二十年，这三部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一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是小说，有人说是历史演义，有人说是通俗读物，有人说是公众历史写作，也有说是专业写作加上通俗写作，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入到通俗读物中……。

对于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不仅读者、文化界和学术界，我自己也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以后有机会再细谈。《汉兴》出来以后，我回顾二十来年的探索，通观三部曲和我自己的其他著作（包括《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秦谜 重新认识秦始皇》等）大致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三部曲，不是小说，不是演义，也不是科普，不是通俗读物，不是公众历史写作，而是基于史实的历史叙事，是可信的史书。更具体一点，三部曲，是复活型历史叙事，一种新形式的史书，可信度高，可读性强。三部曲中所有的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和器物，都是经过考证的，是可以证明和证伪，可以讨论的。

澎湃新闻：可信度与可读性，分别对应着艰苦的研究与叙事的表达.你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

李开元：基于这种认识，我做了进一步的提升总结——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三部曲的写作，是重振叙事的努力，为历史学收复了失地，拓宽了领域。历史学家，不但要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重任，也应由历史学家来承担。

对于这种认识，在《汉兴》的推荐语中，著名历史学家邢义田院士如此写道：“历史叙事，是历史学的源头活水。丧失叙事能力，是近代历史学的弊病。在李开元教授的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中，我不但看到了历史学家重振叙事的卓越努力，就历史应当由谁来书写的提问，我也听到了明确的回答。”邢义田教授的这段话，言简意赅，表达了我对历史叙事的追求和理解，也表达了对于历史叙事的理解和认识，正在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深入到历史学界，扩展到学术界和文化界。

“在这本书中，我讲了很多个人的故事”

澎湃新闻：看了《汉兴》中《千年古问》和《当皇帝的滋味》两小节。刘邦出身寒微，他自言尝到当皇帝的尊贵，是叔孙通设礼朝会。你怎么看待叔孙通的“识时务”和“懂实务”？

李开元：《千年古问》的历史场所，是在洛阳南宫。《当皇帝的滋味》的历史场所，是在长安长乐宫。阿房宫在咸阳，是一座未曾建成的宫殿。刘邦领军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和平接管咸阳时，他进入的是秦国的正宫——咸阳宫，空间位置，各不相同，体现的历史风貌，也各有千秋。

刘邦之所以能够尝到当皇帝的滋味，是因为叔孙通为他设计了一整套体现尊卑等级的朝会礼仪。尊贵的崇高感，最能在高大的殿堂，庄严的仪式中体现。借助于建筑和仪式的力量，提高领袖人物的权威，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做法。都城和宫室建筑，是我在《汉兴》中特别用心用力的地方。在《当皇帝的滋味》中，参照最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依据长乐宫的建筑样式，尽可能地复原了汉朝的朝会大典仪礼，有心的读者，可以细读体会。

叔孙通其人，有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文化身份，首先是游士，其次是儒生。二者都与他的出生地薛县有关。薛县是战国四大公子孟尝君的封地，也是游侠术士的移居聚集地，受此风气的熏陶，叔孙通机警灵活，通达圆润，有游士之风。薛县又临近孔孟故乡邹鲁之地，受此风气影响，叔孙通好儒修文，成为一代文学之士。

叔孙通的仕途，能够从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一直走到刘邦，从游士的角度来看，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位高明的游士。战国游士，游说之术各有专长，所谓诸子百家是也。叔孙通的专长，在于礼仪制度，最是儒家所长，后代将叔孙通归入儒家，正是基于于此。

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看，所谓的通儒叔孙通，应当是一位游士＋礼仪专家。游士的身份，使他能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礼仪专家身份，使他能够在战乱后的制度建设中找到位置，崭露头角。汉初盛行黄老思想，儒家并无地位，后世儒家，找到礼仪专家叔孙通，封为经世致用的通儒，用来填补儒家不在历史主场的欠缺，同时，对他的游士之风，难免也有怨言非议。

澎湃新闻：淮阴侯韩信的结局令人唏嘘，《汉兴》中有为他昭雪的意思。同时，“兔死狗烹”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作为开国的军功者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李开元：韩信以谋反罪被灭族，是汉初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为韩信谋反冤案洗白的内容，本来打算写入《汉兴》中。写作中发现，这件冤案，实在是太复杂，太深沉，必须放在汉帝国的政权理念从共天下转向家天下的历史背景中，作为刘邦一一消灭异姓诸侯王计划中的一部分来写，才能说得清楚明白。如此一来，不但事情将涉及所有的异姓诸侯王，篇幅将大大增多，而且写法也近于专题破案，与行云流水的历史叙事不太契合。于是放弃了，留待将来。有心专门写一本《秦崩楚亡汉兴的历史教训》。已经是题外的话，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何日了。

不过，细心而有想象力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在《汉兴》中已经为韩信冤案的洗白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铺垫。这个重要的铺垫，在第五章第八节《诛吕之变》和第十一节《长安城未央宫》中，有心的读者，只要仔细读过这两节，了解到在吕氏掌握南军、北军和郎中令，控制长安城、未央宫和长乐宫的防卫之条件下，功臣集团、齐系王族，皇帝身边的内廷近臣联手合作发动政变，尚是如此艰难，随时可能失败。再来回过头来想想韩信，一个长期被软禁在长安侯邸的囚犯，不领兵不掌权，竟然会与家臣策划武装政变，攻击未央宫长乐宫，袭击太子吕后，简直是天方夜谭？！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政治运作的无情，最是体现在权力争斗上，如果没有明确的有节度有限制的游戏规则，结果就是你死我活。“兔死狗烹”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历代的政治制度有重大的不足和缺陷，对各级政治权力，特别是对最高的政治权力，没有做出明确的权限规定，在个人终身制和家族世袭制之下，不但“兔死狗烹”的故事会反复出现，王朝循环的历史也会不断重演。开国的功臣们，坚持“共天下”的建国理念，并将这种理念制作成文献，发展成宪章，进而建立起共天下的一整套制度，怕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闻：从淳于意和齐国女子田南，看编户齐民社会与王国侯国制下的封建领主社会并存的叠层空间。也是《汉兴》的一大特色，就是你既写王侯将相，也写升斗小民。

李开元：千百年来，关注国家政府和帝王将相，忽视底层社会和庶民百姓，将一部中国历史，写成王朝兴亡的历史，一直是中国史学的欠缺。不过，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怕是相当困难，特别是对于古代史而言。一是史料的限制，除了与国家政府相关的事情，遗留下来的信息很少。二是历史认识的问题，除了改朝换代时期，左右历史进程者，多在国家顶层和社会上层。

三部曲所叙述的历史，集中在秦末汉初，正是改朝换代时期。社会下层的升斗小民，大张旗鼓地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来，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主力。改朝换代完成以后，他们从社会底层上升到国家顶层和社会上层。我在《汉兴》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这本书中，我讲了很多个人的故事，多是帝王将相。有萧何曹参、田横吴芮，有陆贾娄敬、陈豨贯高……古来，他们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史书中的主人公。”

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潜台词，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是改朝换代的历史变动期的历史，这些帝王将相的身份，只是他们的后半生，他们的前半生，多是升斗小民，我写他们的前半生时，已经将那个时代的底层社会描绘出来了。三部曲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高祖刘邦和他的沛县朋友圈，活脱脱一部战国末年到秦帝国时代下层社会的历史。

汉帝国建立以后，史书的笔触，随着这些人的升迁，逐渐向上转移，涉及下层社会的记载，越来越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一直苦恼着历史学家。得到新出土史料的恩惠，我在张家山汉简中找到民间女田南的材料，再一次将史书的笔触，下移到寻常百姓家。

对于这一段历史叙述，我是相当地看重，也颇为自负。因为这一段文字，是同一历史之三种不同层面的叠加：首先是国家政策层面上的移民徙陵制度，这是顶层的制度设计；其次是新统治阶层享受胜利果实的迁居欢乐图，也就是皇帝刘邦整体搬迁故乡丰邑到关中的记事；三是民间女田南被迫迁居的爱情悲剧，也折射出六国旧贵族起伏沦落的命运。历史叙事，只有在这种立体的叙述和不同层面的对照中，方才能够体现出“在这些高大上的方针政策之下，在这些冷酷无情的法律文书背后，庶民百姓的命运，当是何等地无奈而又飘忽”，方才能够感受到“被国家政策绑架的个人命运，是何等地无助无力无奈何！”

“中国史学，已经具备了创造性起飞的条件”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这个“叠层空间”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有没有改变？升斗小民又如何利用这个有限的“空间”伸伸腿脚？

李开元：帝国、王国、侯国的叠层空间，是贯通《汉兴》的一个基本观念，也是后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两千年来，我们对于秦末汉初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误解，就是将这一段历史，理解为大一统的秦帝国崩溃后，被一个大一统的汉帝国取代，王朝循环的中华帝国历史由此展开。我在三部曲，特别是《汉兴》中，通过理念阐述、历史再叙事和重新解读，恢复了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改写了这一段历史。

理念的阐述集中在尾声《后战国时代》中，历史的再叙事几乎渗透于全书。比如在“贯高田叔的故事”中，赵国臣下忠于国王而不是皇帝，具体地体现出封君封臣的封建道德伦理。在《行医的风险》中，名医淳于意的曲折人生经历，显示出个人在侯国、王国和帝国的叠层空间游走的实况。

这个叠层空间，可能只是西汉初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的特点，两千年来的中华帝国，偏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方向，缺少这种横向自治的叠层空间，通行的是行政分割的纵向空间叠层。至于升斗小民伸展拳脚的天地，除了天下大乱，社会重组的时代外，怕是相当有限。

澎湃新闻：在“黄老之学”一节，你结合新出土的文献，对黄老之学经世致用的精要，做了简要的概括。能否再延伸讲讲这套学说对现当代政治伦理有何启示？

李开元：首先，需要申明一点，我是不赞成将学术问题与现实政治牵强地拉扯到一起的。作为专业的学者，既必须与你的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也必须与现实关注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此才能获得客观的眼光和公正的立场，避免功利性偏颇和理性失衡。如果不能保持这种适当的距离，不但会损害你的学术研究，也将对你的现实关注产生不利影响。

关于黄老之学，是本书的看点之一，也是我引以为自豪，成一家之言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黄老之学，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西汉初年的政治指导思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诸多代表人物，如曹参、张良、陈平，都是黄老思想的奉行者，可以说，黄老思想不但是后战国时代的思想特色，也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意识形态，文景之治之所以得以出现，其思想基础也在于此。

然而，两千年来，由于文献的欠缺，我们对于黄老之学的内容和真实面貌，基本上是不清楚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黄帝四经》后，黄老之学的真相，才开始显露出来。对于《黄帝四经》和黄老思想，专家学者已经做过相当多的研究，主要是文献的整理和思想源流的专题探索。不过，正如我多次谈到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论著这种体裁，适合于就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追究，不适合作思想的流畅阐述。《汉兴》是历史叙事而不是历史研究，从而，如何在历史叙事中专题阐述思想，成了一项新的挑战。

经过多次尝试，再三推敲，我写黄老之学的师承关系，用了考证和推理的方式，通过时间的排比，在乐毅和毛翕公之间，进而在毛翕公和乐瑕公之间建立起联系，将黄老之学的师承关系大致梳理清晰了。

太史公阐述诸子百家，写了“六家之要旨”，对各家思想的精要，做了简洁明晰的概括，成为经典之言。我非常喜欢这一段文字，有意学习这种写法，对黄老之学的精要作简洁的概括。在反复阅读黄老之学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老子》、《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之后，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独自做了一个概括，写成“盖公说黄老之学”，算是填补历史空白的一家之言，形式上也与历史叙事的形式契合，自己喜欢，也很有满足感。 这个概括，我用了十一个字：守道、依法、均衡、知变、求无为。就是以道为思想本源，以法为制度架构，以均衡为施行方针，以知变为改进方法，以无为为目标境界。

进而，我对道做了简要的解释，“道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母亲，道是支配天地万物的规律。”基于道是支配天地万物的规律的理念，自然地延伸出“法”是道“这个规律的成文体现”的概念，在道与法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这个联系非常重要，澄清了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困惑：为什么《史记》将老子和韩非子放在同一篇列传中，还说法家源于道家。也澄清了我们多年以来一直片面误解的一个重大问题，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不是简单的自由放任，而是在严格的法制框架内，讲究均衡有度，柔软变通。也就是说，只有将道生法，法是道的成文体现这一个环节补进黄老之学中，才能理解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黄老之学，为何能够行之有效。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法自君王所出，视君王为法源的思想，几乎是历代各家各派所共同奉行的普遍主张，成为君权高于法的思想渊源。唯有黄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法是道之理，也就是道的成文体现的主张，将道视为法源，构筑起道法高于君权的思想基础。这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尚待学术界深入探讨。

澎湃新闻：结合“三部曲”的推出，以及这些年来游走国内外的研究经历，你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未来？

李开元：多年以来，我有一个预感，在中国文化事业的方方面面中，最有可能走出中国，迈向世界文化峰巅的领域，可能是历史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有太史公和《史记》的引领，后有历代史学的不间断继承，致使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史学传统和历史资源。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世界史学优秀作品的引进和介绍，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也堪称举世无双。

考察世界文化史，创造性起飞的渊源，一是纵向的历史传统，一是横向的文化交流。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史学，已经具备了创造性起飞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