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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青年就业之古建修复】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而一群人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一个个散佚的音符，绘制成谱，让古老乐章复现于当代。他们是从事古代建筑修缮、复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在这个队伍中，青春的色彩格外亮眼。去远山、进村落，搜集数据，推敲细节，用脚步、用知识、用执着留住乡愁……在新一代青年古建修复工作者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古代建筑遗迹正在被发现、修缮、复原。

反复推敲，找回原貌

2025-08-0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2020年9月以来对武当山五龙宫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成果。

早在2年多前，已有古建筑修复团队抵达这里。

2020年6月，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牧跟随导师王炎松，来到湖北武当山五龙宫调研。自明代大修武当山以来，五龙宫历经毁建。曾经的建筑群只剩下主轴线上两座近年重建的宫殿，其他区域断井颓垣，几近荒芜。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规划修编与复原的研究者，陈牧不禁好奇：当年房屋错落、香客盈门的五龙宫究竟原貌如何？

离开武当山，陈牧一直忘不了五龙宫。他没想到的是，其后三个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武当山五龙宫进行系统考古发掘。而他所在的团队，也接到了对其建筑遗迹进行数字化复原研究的课题。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五龙宫遗址逐渐清晰。2021年，陈牧和团队与考古人员一起，几度再临五龙宫，对现场台基、宫墙等遗迹，和出土的地砖、瓦件等建筑构件进行测量记录。同时，他们还对武当山地区同时期的建筑进行了调研，以备复原研究参考。“除了现场的遗留和当地同时期的建筑，做复原研究还有一项重要参考，就是相关文献，例如山志、舆图等。”陈牧介绍。

然而，文献资料也不可尽信。在敲定考古发掘区建筑群的结构细节时，屋顶形制的溯源让他犯难。“屋顶在遗址中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需要我们多方考证。”陈牧说。

一张由北京白云观收藏的“武当祥瑞图”给陈牧和团队出了难题。这张平面地图记录了武当山建筑群的基本位置和样式信息，为明永乐年间宫廷画师绘制，有较高可信度。该图显示，五龙宫考古发掘区建筑群的屋顶为庑殿顶，但位于主轴线上的拜殿屋顶却是歇山顶。

“根据考古发现，考古发掘区的建筑主要是配殿和用于生活起居的房屋，等级肯定低于拜殿。但是一般而言，庑殿顶的等级比歇山顶高，这就是矛盾的地方。”陈牧说。对此，陈牧和团队成员们大胆猜测：图示信息有误。

反复观察，他们希望能在图中找到蛛丝马迹。很快，第一个能佐证他们猜想的证据浮出水面：图中其他建筑群的附属建筑屋顶全部被绘制成庑殿顶，这显然是不符合等级规定的。陈牧和团队沿着猜想往前进了一步。

接着，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出土文物。在对出土的瓦片、琉璃等建筑构件进行研究时，他们没有找到属于庑殿顶结构的构件，没有能证明庑殿顶存在的直接证据。但，“也许相关的构件已经不复存在或未被发现？”陈牧觉得，这张地图毕竟是官方绘制，若要完全推翻还需要“实锤”。

随着复原研究的进行，考古发掘区建筑的数字化模型逐步建立。在这个过程中，陈牧和团队又发现：考古发掘区南道院西侧房屋的山墙和崇台距离狭窄，如果把屋顶绘制成庑殿顶，那屋檐和崇台就会碰撞。“两面墙壁太近了，没有空间容纳庑殿顶的出檐。据此，我们推断图中的庑殿顶有误。”陈牧和团队最终推测五龙宫考古发掘区建筑的屋顶形制为悬山顶，而不是武当祥瑞图所示的庑殿顶。

像这样的反复推敲，在陈牧十余年的从业生涯里进行过无数次。2018年，工作了数年的陈牧回到武汉大学教授王炎松门下继续从事古建筑研究。“工作后我一直怀念跟着王老师调研古建筑的日子。有时，我们会因为发现了一处古代建筑兴奋、狂喜。”回到校园的陈牧希望发掘更多祖先营造人居环境的智慧，让古代建筑之美被更多人看到。

精巧匠心，溯本追源

雨后，天门岭上云雾氤氲。山下，黄墙青瓦。群山之中，一片“世外桃源”。若不是几辆不时驶过的汽车，踏入何源村的人们，可能会误以为步入了一座明代小镇。

80后返乡青年南宫琦，一袭汉服、气质儒雅，好似山中隐士。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手艺远近闻名。在儿时记忆里“叮叮当当”的声响中，南宫琦很早便熟悉了赣派古建筑的木质结构，伴着家乡的山溪、翠竹、奇石、古建，他的志趣逐渐向古建筑保护靠拢。

2017年，建筑专业毕业的他回到故乡何源村，通过修复当地古建民居建造了自己梦想中的古典园林——南园小隐，并结合自己专业所学，投身当地古建保护工作。

抚州金溪县下辖的几个自然村落，原本有千余座明代建筑。早年间，村民们对古建的价值知之甚少，不少外地商人用很低的价格从村民手中买下民居，拆散后运到大城市，作为建筑装饰之用。说到这，南宫琦不免感到心痛：“要是大家早点知道这些古建筑的价值，就不会有这么多好东西白白流失了！”后来，当地政府进行古建筑文物认证，制止私人买卖，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

此外，村民私自修缮寓所，也有可能“好心办坏事”。“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村民纷纷重修房屋。赣派建筑和徽派建筑外形有些相似，不少村民不懂其中分别，就按照徽派民居的样子重修古宅，结果弄得‘四不像’。”南宫琦难掩心痛。

为此，向村民普及古建知识，成了南宫琦的重要任务。年复一年，他手不释卷、孜孜以求，研究赣派古建筑特色，挖掘出了不少古建背后的历史故事。他把自己的所学所知讲给乡亲们，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家的认识。

人人参与，古建新生。从“拯救老屋行动”到“古村活化利用”，在许多同南宫琦一样的青年人推动下，何源村成了流光溢彩的网红旅游地，一个个“沉睡”数百年的古建筑，在看得见的变化里渐次“苏醒”。

数字画笔，重绘记忆

近年来，全世界时有发生历史古建毁于灾害的事件，这为我们敲响了的警钟——古建文物保护不易，对于以纯木、砖木、土木结构为主的中国古建筑而言更是如此。面对文物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如何用更先进的手段、更智慧的途径加以呵护？

用数字“画笔”留下古建神采，是一些研究者的尝试。

“对于现存的古建筑，数字档案可以记录其建造细节和工艺工法，为研究修缮提供指引，对抗时间的侵蚀或意外损坏；对于已消失的古建筑，数字复原往往能够再现一段历史，复现其背后珍贵的文化记忆。”从事古建筑保护规划研究的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白雪悦说。

一年多前，白雪悦在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袁琳的带领下，参与了大明宫研究院委托相关公司开展的“大明宫数字化复原”项目，基于唐大明宫遗址考古研究成果，运用数字化建模手段，对大明宫进行虚拟复原。

即便有过不少古建规划设计及仿古建筑设计经验，复原大明宫建筑对白雪悦来说仍是很大的挑战。

就麟德殿而言，整个宫殿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建造它用了192根柱子，是故宫太和殿的3倍。但如今麟德殿已不复存在，甚至整个盛唐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建筑都屈指可数，研究者们没法直观地走近它们，唯有如侦探一般，拨开岁月尘埃，寻找线索，方能稍微窥见其原貌。

白雪悦透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尝试感知麟德殿所呈现的盛唐气息。从历年大明宫考古研究成果到最新国内外同时期或同类型遗址考古发现，从唐朝诗人的描述到傅熹年、杨鸿勋等前辈的复原研究成果……每发现可参考的资料，白雪悦就把它们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到最后竟攒了169份文件。

感知只是第一步。绘制复原模型图不是简单地画平面图，而是在科研基础上，完全用三维的办法来“表达”建筑。

“你看屋檐的这条曲线，它就不是‘画’出来的，是‘算’出来的。”由于唐代屋檐制式已不可考，白雪悦在导师的帮助下，通过宋代《营造法式》记载的古建技法推算麟德殿“举折”，让一根根椽子折出一条缓和的弧线，再论证这条弧线是否符合唐代建筑舒展、大气的风格。

实际绘制中，白雪悦有时会发现依靠前人记载绘出的模型并不合理。她得想象自己“在现场”，走进亲手绘制的大殿之中，观察每一处细节，运用科研人自身的逻辑、经验和审美去考量。

“绘制过程中，大明宫建筑的庞大、复杂超乎了我的想象。但我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收获，具象地领略到了盛唐时期博大精深的建筑文化。”白雪悦说，“复原建筑本身不是目的，探寻古建筑承载的文化，复现一个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记忆，才是。”

今年11月，“云上宫阙”——大明宫数字化复原成果展亮相，白雪悦绘制的复原模型图，经过相关团队的3D模型搭建和虚拟现实技术呈现，再现了大明宫的雄伟风貌。

“我游览过唐大明宫遗址，觉得有些遗憾，若大明宫还在，得多好啊。今天看到数字还原的大明宫，有种愿望成真的欢喜，这是历史的另一种演绎！”一位参观者感慨道。（本报记者 殷泽昊 李丹阳 范天培）

       【青春之我】  在图纸上“修复”京西名园胜迹

       北京农学院风景园林系教师、“三山五园”研究团队创始人 朱强

在北京，位于西郊海淀的“三山五园”是承载了特殊记忆的园林文化遗产。“三山五园”是以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为核心的清代皇家园林群，是山、林、水、园、田、村、寺、营、路交织的古代人居环境的典范。它曾借助传教士的书信在欧洲名声大噪，也在清末毁于侵略者的野蛮劫掠，没有人不会对它远逝的辉煌和民族的屈辱而唏嘘。从风景园林专业角度来看，这些园林还有太多的历史文化有待发掘。

在我看来，“三山五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项研究正是复原。但这里的“复原”不是要在废墟上重建，而是基于史料分析与绘图手段，来精确呈现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理论研究。在图纸上“修复”古今巨变的“三山五园”，对于今后的遗产保护与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我所要“修复”的既不是单体古建筑，也不是艺术珍玩，而是城市中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遗址保护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量古代的舆图、宫廷档案与绘画、近现代测绘及卫星图、老照片等是我案头的常备资料，书籍、网络、讲座和展览都是资料的来源，反复实地考察更是家常便饭。在我的著作《今日宜逛园——图解皇家园林美学与生活》中，总面积约合17.8个故宫的12座御园和11座赐园及整个“三山五园”地区的历史格局集中呈现。

其中，畅春园的复原最令人难忘。2018年我在一场学术论坛上结识了地理专家岳升阳老师，他提供了一张1957年的遗址测绘图。在当时，“五园”之畅春园是个冷门话题，原因是史料稀缺并且其旧址几乎被城市取代，连准确边界都无从寻觅。这张测绘图可以说是帮助我破解畅春园难题的关键！

虽然图上几乎全是农田，但残存的高地与沟渠仍蕴藏有珍贵信息，更重要的是，将它与清代图档和现状格局比对，就能较为精确地复原出园林边界和内外空间。于是我带领课题组借助6类20余份史料，推测出了乾隆和道光两个时期畅春园的历史格局，测量出其总面积约87公顷，连续发表了3篇相关论文。

时间来到2020年，我们又在另一位前辈的指点下修正了复原图，特别是曾作为皇子居所的西花园。年近90岁的“三山五园”研究专家张宝章先生早就得知我们团队的工作并给予很大支持，曾欣然帮我们的新书审稿作序。在听取了先生关于查阅西花园“样式雷”地盘图的建议后，我们深入钻研抽象的图形与“苏州码子”，几乎推翻了前一版方案，较大地提升了复原严谨度。

这件事启发我的是：随着资料和方法的完善，“三山五园”的复原研究没有止境。同时我也意识到，一方面要在复原基础上花大力气挖掘古代优秀的造园技艺和思想，另一方面要加强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服务于遗产保护、城市规划与公众科普，让它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发挥。